第1章左镰
小引
各位读者，真有点儿不好意思，我在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短篇小说《姑妈的宝刀》里，都写过铁匠炉和铁匠的故事。在这篇歇笔数年后写的第一篇小说里，我不由自主地又写了铁匠。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写铁匠？第一个原因是我童年时在修建桥梁的工地上，给铁匠炉拉过风箱，虽然我没学会打铁，但老铁匠亲口说过要收我为徒，他当着很多人的面，甚至当着前来视察的一个大官的面说我是他的徒弟。第二个原因是，我在棉花加工厂工作时，曾跟着维修组的张师傅打过铁，这次是真的抡了大锤的，尽管我抡大锤时张师傅把警惕性提到了最高的程度，但毕竟我也没伤着他老人家。张师傅技艺高超，但识字不多。他的儿子当时是个团参谋长，我代笔给他写过信。后来我当了兵，进了总部机关，下部队时见了某集团军司令，一听口音，知道是老乡，细问起来，才知道他是张师傅的儿子。
一个人，特别想成为一个什么，但始终没成为一个什么，那么这个什么也就成了他一辈子都魂牵梦绕的什么。这就是我见到铁匠就感到亲切，听到铿铿锵锵的打铁声就特别激动的原因。这就是我一开始写小说就想写打铁和铁匠的原因。
一
每年夏天，槐花开的时候，章丘县的铁匠老韩就会带着他的两个徒弟出现在我们村里。他们在村头那棵大槐树下卸下车子，支起摊子，垒起炉子，叮叮当当地干起来。他们开炉干的第一件活儿，其实不是器物，而是一块生铁。他们将这块生铁烧红，锻打，再烧红，再锻打，翻来覆去的，折叠起来打扁打长，然后再折叠起来，再打扁打长。烧红的铁在他们锤下，仿佛女人手中面，想揉成什么模样，就能揉成什么模样。他们将这块生铁一直锻打成一块钢。我小时候从我哥的中学语文课本上读到“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这样的句子，脑海里便浮现出铁匠们的形象，耳边便回响起铿铿锵锵的声音。这块钢，最终会被铁匠锉成一条一条的，夹到村里人送来修复的菜刀、镰刀等农具的刃口上。被加了钢的农具，只要淬火的火候恰当，使用起来锋利持久，得心应手，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是我们村的人从来不去供销社购买县农具厂生产的劣质农具的原因，这就是老韩每年必来我们村的原因。当然，我想，在高密东北乡的许多个村庄里，大概都会有像我这样的孩子，每年在槐花盛开之前或之后的日子里，思念着老韩的到来并成为他们的忠实观众。
老韩的两个徒弟，一个是他的侄子，大家叫他小韩。另一个名叫老三。老韩瘦高、秃顶、长脖子，永远是眼泪汪汪的样子。小韩大个子，身材魁梧。老三是个矬子，身板浑厚，腿短臂长，有点儿猩猩体型。老三性格开朗，爱说爱笑，与沉默寡言的小韩成为鲜明对照。干活时，老韩掌钳，小韩抡大锤，老三拉风箱、烧件，并在干大活的时候，提着一柄十二镑的锤子上阵助战，形成三锤轮打的热烈的劳动场面。小韩使用的大锤是十八磅的。
二
我爷爷是个技艺高超的木匠，手艺人，对活儿挑剔。我能明显地感觉到铁匠们对我爷爷的反感，心里很是遗憾。我爷爷拿着一把斧头，要求铁匠们给加钢。那把斧头已经用了很多年，大部分刃儿都化为元素渗透到木头里了。老韩接过那把斧头看了看，说：“这还叫斧头？”
我爷爷问：“那你说该叫什么？”
老韩说：“另给你打一把吧。”
“另打的我不要，”爷爷说，“如果你们干不了这活，我另找别人。”
“老爷子，”老三道，“你就放心吧，大到铡刀小到剪刀，没有我们干不了的。”
我爷爷问：“绣花针能打吗？”
“绣花针打不了，”老三笑着说，“老爷子，咱们不是同行吧？您是木匠。”
“新打一把，一块钱；这旧斧头翻新，一块五。”老韩道。
我爷爷说：“你们三个别打铁了，去劫道吧。”
“中就放下，不中就拿走！”老韩斩钉截铁地说。
“好，”我爷爷说，“你们可要看好了，我这把斧头可不是一般的斧头。”
“鲁班用过的？”老三嬉笑着问。
“鲁班是个传说，管二是个真人。”我爷爷说。
我爷爷就是管二。
老三歪着头，用粉笔头儿往那块倚在柳树干上的锈铁板上写字：官二，福头加钢一块五。
我说：“写错了！是‘管’不是‘官’，是‘斧’不是‘福’！”
没人理我。
饲养员赵大叔将一把旧铡刀扔在地上，问：“老韩，今年来晚了吧！”
“不晚，跟去年一天到。”老韩闷声闷气地说。
“翻新，加钢，快点，等着用呢。”赵大叔说。
“十块！”
“老韩，”赵大叔道，“穷疯了吧？”
“十块！”
“我不敢应承，”赵大叔说，“待会儿让队长来跟你说吧。”
“队长来了也是十块。”老三道。
“老三，我给你说个媳妇吧。”赵大叔说。
“老赵，”老三道，“有熏鸡熏鸭的，没见过熏人的。去年你就说过这话。”
“去年我说过吗？”赵大叔道，“今年是真的，我老婆娘家有个远房侄女儿，白白净净，大高个儿，模样周正，就是眼睛有点儿毛病。”
“眼睛有毛病不碍事儿，”老三道，“只要能摸索着办个饭儿就行。”
“那你就放心吧，”赵大叔道，“这闺女，别说能办饭儿了，连鞋都能做。”
“那你赶快去说，”老三道，“我什么都不想，就是想个媳妇儿。”
老韩看了老三一眼，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田千亩阴沉着脸来到铁匠炉前，说：“打张镰。”
“旧镰加钢吗？”老三问。
“没有旧镰。”
“是胶县镰还是掖县镰？”老韩问。
胶县镰窄，掖县镰宽。胶县镰轻，掖县镰重。有的人爱用胶县镰，有的人爱用掖县镰。
“左镰。”
“左镰？”老三问，“什么叫左镰？”
“左手用的镰。”
“左撇子啊！”老三道，“左撇子也可以用右手拿镰的呀！”
“知道了，”老韩说，“我们会给你打张左镰。”
刘老三的傻儿子喜子光着屁股从大街上跑过来，他的妹妹拿着一件衣服跟在后边追。
老三道：“去年不是请了一个游方神医给治好了吗？”
“什么神医，”赵大叔道，“骗子！”
田千亩低垂着头，一声不吭。
“去年我就提醒你们，神医没有摇着铃铛走街串巷的，瞧，上当了吧？！”老三说。
“干活！”老韩把一块烧红的铁从炉中提出来，恼怒地说。
三
那个手持左镰蹲在树林子割草的少年名叫田奎，是田千亩唯一的儿子。田奎比我大五岁，是我二哥的同班同学。我二哥考上中学，到距家十八里的马店上学去了。田奎的学习本来比我二哥好，但他不上学了，每天割草。
村子里有很多孩子割草。放学之后，我也割草。我们割了草送到生产队的饲养棚里。十斤草换一个工分。工分是人民公社时期社员劳动的计量单位，也是年终分配的重要依据。当时流行的话叫“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
我天生不是个割草的料儿。我姐姐一天能割一百多斤，挣十几个工分，比男劳力挣得还多。有一天我只割了一斤草。当我把那一斤草提到饲养棚时，在场的人大乐。饲养员赵大叔用食指挑着我那一斤草，说：“你真是个劳模儿！”——从此我有一个外号“劳模儿”。
晚饭时，全家人聚在一起批评“劳模儿”。
我爷爷说：“想不到我们家还能出‘劳模儿’，你割的是灵芝草吧？”
我爹说：“你坐在地上，用脚丫子夹，一下午也不止夹一斤草吧？！”
我娘说：“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我姐姐说：“肯定是偷瓜摸枣去了。”
我哭着说：“我跑了一下午，到处找草，但是没有草……”
我姐姐说：“明天你跟着我，不许乱跑。”
但我不愿意跟我姐姐去割草，我愿意去找田奎。
田奎永远在那片树林子里活动。树林子里有几十个坟墓，他就在那些坟墓间转来转去。坟墓上生长着一些低矮枯黄的茅草，还有菅草。这些草我瞧不上眼。田奎蹲着，有时也弯着腰站着，用那张左镰，像给坟墓剃头一样，耐心地割。我们割草，都是右手挥镰，左手将割下来的草抓在手里。他用左手挥镰，因没有右手，右胳膊上绑着一个铁钩子。他用铁钩子将割下来的草拢在一起。我感觉到他那个铁钩子比我的手还灵便。我也曾尝试用他的左镰割草，但感觉非常别扭。我问田奎：“你从小就用左手吗？”
他说：“刚上学时，我拿笔都用左手，后来老师不允许，逼着我改过来。但不当着老师的面我还是用左手。左手写得快，右手写得慢。左手写得俊，右手写得丑。”
“我二哥说你学习很好。”
“也不是很好。”
“你为什么不考中学呢？”
他用右手的铁钩子指指前面一座坟墓，低声道：“那座坟里有一条大蛇。”
“多大？”我恐惧地用手摸头发。因为传说蛇一见儿童就会数头发，只要让它把头发数清魂就被它勾走了，因此，遇到蛇必须迅速将头发弄乱。
“想看看吗？”
我犹豫着，但还是跟着他向那座坟墓走去。
那座坟墓上有几个拳头大的洞眼，他指指其中一个。
我屏住呼吸，摸着头发，凑近那个洞眼。起初看不清，渐渐地看清了。那里边确有一条茶碗般粗的大蛇。黑皮白纹。看不到整体，只看到部分。我感到周身冰凉，悄悄地退下来。一直退到离这座坟墓很远的地方，才敢与他说话。
“你见过它出来吗？”
“见过两次。”